湖南各界人士公祭王船山 纪念郭嵩焘开创祭王传统150周年
中华名人在线 2020-10-19 03:22:45 作者:zhhmrzx 来源:

      本网长沙讯(特约记者:彭文 李顺平 通讯员:佚名)2020年10月17日上午9点至15点,恰逢王船山诞辰401周年,湖南各界人士庚子(2020)公祭王船山仪式暨郭嵩焘开创公祭王船山新传统150周年雅集在长沙市船山学社旧址、梓园举行。受疫情的影响,线下仅邀请部分代表参加,全国各地的朋友可以在网上公祭王船山。

在公祭王船山仪式上,中国茶文化泰斗、湖南师大蔡镇楚教授,青年学者王启贤先生,湖南省工商联党组成员、秘书长祝拥军先生,国家火力发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作中为王船山圣像揭红。上海交大湖南校友会副会长,爱迪国际创新中心董事合伙人,创业加速(湖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衡阳市企业发展船山论坛创业导师石宏鸣礼炮。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湘商文化分会会长伍继延安王船山先生圣位,并读安圣位文。华自科技董事长,湖南省第十二届政协委员,长沙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黄文宝,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原巡视员、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聘研究员曾昭才,长沙市政协委员,湖南星灿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长沙星灿(结石病)医院创始人莫军波先生,国家火力发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作中,左右敬献花篮。湖南师大王泽应教授敬献湘窖酒。南岳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岳云茶业总经理胡寅敬献南岳云雾茶。王船山是山谷幽兰、王者之香,故由湖南闻胜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东平敬献兰花。

在全体肃立行礼三次之后,主祭船山学社名誉社长、湖南省文史馆馆员王兴国,陪祭湖南师大文学院教授蔡镇楚,郭嵩焘五世嫡孙郭天柱,岳麓书社原社长夏剑钦,湖南师大教授王泽应,新乡贤、湘商领袖刘亮宇,湖南潇湘大同教育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政协长沙市第十二届常委、长沙市郴州商会副会长刘良春,湖南中本导航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欧阳增军,华自科技董事长、湖南省第十二届政协委员、长沙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黄文宝就位,衡阳师院教授、船山学社社长朱迪光担任读祝官读祝。刘亮宇担任一献,刘良春担任二献,欧阳增军担任三献,先后献爵。仪式在全体献花之中礼成。易宝公益负责人、易宝支付ceo、公祭王船山先生组委会主席唐彬,湖南大学传媒与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大湾区(澳门)舆情与品牌形象协会会长、湖南省第二届青年文化名人梅文慧教授在京、在琼遥祭。

加拿大留华学生、武术家马丁先生朗诵王船山名言。来自郭嵩焘家乡的代表郭嵩焘五世嫡孙郭天柱,著名书画家田夫,湘阴县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钟志平,湘阴县文旅广体局副局长刘宇文,湘阴县郭嵩焘文化研究会会长钟胜利,湖南双塔文化公司董事长、湘阴县郭嵩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周云辉,郭嵩焘纪念馆馆长甘议(女),来自外省的代表国家火力发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副主任张作中、中关村国际孵化软件协会副秘书长高爱国、南京中迪昱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斌等朗诵郭嵩焘名言。

经原岳麓书社社长夏剑钦先生倡议,全球征集公祭王船山释菜诗。目前,已经有重庆、山东、黑龙江、湖南等地诗人写诗。中国茶文化泰斗、湖南师大蔡镇楚教授,岳麓书社原社长夏剑钦,湖南文史馆馆员曾昭才,湖南图书馆副馆长雷树德,衡阳船山画院院长唐建斌,著名书画家田夫,著名书画家、诗人、歌词作家、《湖湘书画家》主编邓剑昆巴基斯坦旁遮普大学博士谷重等,展示公祭王船山先生释菜诗与书法作品。

在参观学习湖南自修大学陈列馆之后,大家集体乘车赴潮宗街梓园,出席纪念郭嵩焘开创公祭王船山新传统150周年雅集,纷纷为此吟诗题词。梓园是公祭王船山诞辰四百周年之地。

在雅集上,王兴国、蔡镇楚、夏剑钦、王泽应、朱迪光、雷树德、陈力祥、刘亮宇、伍继延、湘阴县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钟志平,湘阴县文旅广体局副局长刘宇文,郭嵩焘文化研究会会长钟胜利,郭嵩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南双塔文化公司董事长周云辉等发表了演讲,高度评价了王船山在中华文化的历史地位与郭嵩焘公祭王船山的意义,讨论了王船山思想在21世纪的价值。在座谈会上,王兴国对郭嵩焘开创公祭船山150周年进行了回顾,分析150年来的共识、超越与不及。新农村建设的新乡贤刘亮宇发言说,弘扬王船山真精神,担当责任,人人有责。湖南大学传媒与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大湾区(澳门)舆情与品牌形象协会会长、湖南省第二届青年文化名人梅文慧教授发来了书面致辞。

王船山思想是近现代湖湘文化的渊源,影响着中国的近现代发展进程,也影响着东亚地区的思想文化发展。裴士锋《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说:“王夫之被郭嵩焘选为湖南精神的鼻祖和让改革名正言顺的凭借,乃是湖南独一无二之命运的崇高象征。”湘军的辉煌成就创造了当时湖南人的文化认同感,其以中国的拯救者、儒家正统的捍卫者自居,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而无比高昂的地区自豪感,加之当时的湖南人认为王船山拥有崇高的道统地位,使得当时的湖南人在中国占据道德制高点,具有道德优势,有道德依据和道德勇气,由此当时的湖南人成为了“国家自然而然的领导人”(《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应当说,湖湘文化如日中天,拜王船山之所赐。

此次活动的策划者黄守愚介绍,1870年,中国第一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推崇王船山为湖湘文化的精神符号,在长沙城南书院创建船山祠,距今150周年。郭嵩焘创办船山祠之后,于1879年又在曾国藩祠旁边(今湖南自修大学旧址,又名船山学社旧址)创办禁烟公社,于1881年又创办思贤讲舍,每年公祭王船山,自此以为惯例。1914年,刘人熙在此创办船山学社,延续此传统。为进一步弘扬船山精神,打造湖湘文化、中华文化品牌,增强文化自信,让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湖南各界代表选择继承传统,在王船山生日举行公祭仪式。

黄守愚还介绍,秉持王船山“公天下”的理想,每年公祭王船山的史料档案会捐献湖南图书馆保存,并汇集出版,“藏之名山,纳于大麓,传之万世”,今人、后人可以在湖南图书馆查阅详细情况。

据悉,此次活动的由易宝公益、中国商业文化研究湘商文化分会、湖南省深圳商会、湖南省物业管理协会、湖湘儒学高等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点博堂国学教育、衡阳船山画院、杭州湘濡文化&杭州云子文化科技、长沙和文化研究会、湖南孔子学会礼乐委员会、南岳茶文化研究会、岳云茶业、湘阴县郭嵩焘文化研究会、湘阴县郭嵩焘纪念馆等单位协办。

船山学社 

船山学社旧址(湖南自修大学旧址)在湖南长沙市中山东路,紧邻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清光绪年间(1875--1908)为曾国藩题词,1914年刘蔚卢等人为纪念王船山,阐扬其思想,发起组织船山学社于此。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船山学社

  • 开放时间

    周二~周日

 
  • 创建时间

    1914年

  • 学社题词

    曾国藩


简介

船山学社船山学社船山学社位于中山东路。最早是曾国藩祠,始建于1875年。1914年在祠堂创办船山学社,以研究和发扬王船山的思想。根据胡适的回忆,毛 泽东依据了他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并来他家要他审定。所以"湖南自修大学"的名称是由胡适造的。

1921年8月16日,毛 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1921年9月,毛 泽东、何叔衡等人兴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 泽东任教务长。

1922年11月,李达受邀担任校长,李维汉、夏明翰等人在此学习和教书。1923年11月,自修大学被湖南省长赵恒惕以"学说不正"为由查封。1938年建筑毁于文夕大火,1954年在原址复建,复原陈设了毛 泽东、何叔衡的卧室和湖南学生联合会办公室、自修大学图书馆,介绍毛 泽东在自修大学的情况;以及在自修大学学习过的部分人员的照片及生平事迹等。1964年对外开放。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

船山学社始建于清光绪初年,初为"思贤讲舍。"民国三年(1914年)浏阳 船山学社旧址风光(1)船山学社旧址风光(1)人刘蔚庐(人熙)联合社会进步人士,在此设立"船山学社",以研究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船山的学术思想。船山学社位于中山东路北侧,为一座单层三进四合院;清光绪年间为曾国藩祠,辛亥革命后,湖南一些文人学士为研究明末清初唯物主义思想家王船山的学说,在此建立"船山学社"。1921年毛 泽东、何叔衡曾在此创办自修大学,现旧址门首"船山学社"四字是毛 泽东亲笔题书。

王船山

人物简介

王船山,即王夫之。王夫之(1619-1692) 中国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学家。字而农,号姜斋,别号一壶道王夫之像王夫之像人,是明清之际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清三大学者。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

生平经历

明崇祯年间,王夫之求学岳麓书院,师从吴道行,崇祯十一年(1638)肄业。在校期间,吴道行教以湖湘家学,传授朱张之道,较早地影响了王夫之的思想,形成了王夫之湖湘学统中的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

船山学社船山学社明亡后,清顺治五年(1648),王夫之在衡阳举兵抗清,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以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至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没,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后回到家乡衡阳潜心治学,在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人称"湘西草堂",在此撰写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

王夫之三十三岁以后就开始"栖伏林谷,随地托迹",甚至变姓名为徭人以避世,直到他死去。刻苦研究,勤恳著述,垂四十年,得"完发以终",始终未剃发。这是一个孤高耿介的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

作品一览

王夫之学问渊博,对天文、法、数学、地理学等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哲学上总结并发展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为客观规律。又以"絪蕴生化"来说明"气"变化日新的辩证性质,认为"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强调"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周 船山学社旧址风光(2)船山学社旧址风光(2)易外传》卷五)。由"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反对保守退化思想。又认为"习成而性与成",人性随环境习俗而变化,所以"未成可成,已成可革",而教育要"养其习于蒙童"。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以知为行"及禅学家"知有是事便休"观点。政治上反对豪强大地主,认为"大贾富民"是"国之司命",农工商业都能生产财富。文学方面,善诗文,工词曲。所作《诗绎》、《夕堂永日绪论》,论诗多独到见解。所著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其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至死不渝。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墨迹传世稀少。《大云山歌》书风神清气舒,可谓难得珍品。

历史评价

清代的思想,是对历代思想的一次大综合。清代学者们对以往思想界,指摘弊病,有的很中肯。但他们为时代和知识所限,除掉经籍的考证与训诂一途外,绝少能把历代思想发扬光大。在发扬光大方面,王夫之最为博大精深,但却及身而绝,没有传人。

王夫之的思想,尤其在历史观和政治思想方面,大都表现在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两部书里。《读通鉴论》有三十卷,《宋论》有十五卷。据王夫之的儿子王敔在《姜斋公行述》的说法,王夫之-末年作《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以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诸种卷帙繁重,皆楷书手录。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其藏于家与子孙言者,无几焉。由此可看出这些书的写作过程是非常艰苦的。

王夫之一生著书320卷,录于《四库》的有:《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春秋稗疏》等。岳麓书院建船山专祠,以纪念这位不朽的大师。著作编入《清代船山全书》。


船山遗书

船山学社船山学社中国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著作总集。王夫之一生著述近100种、400余卷。哲学著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诗广传》、《张子正蒙注》、《思问录》、《读四书大全说》、《黄书》、《老子衍》、《庄子通》、《读通鉴论》等。道光二十二年(1842),王世全刻王夫之遗著18种,名《船山遗书》。同治初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重新汇刊《船山遗书》,合经、史、子、集四部,共58种,另附《校勘记》,为金陵刻本;光绪十三年(1887)又在湖南船山书院补刻6种,统称曾刻本。1930年,上海太平洋书店依曾刻本体例,重新用铅字排印《船山遗书》,补入新发现手稿6种,共辑王夫之著述70种,为搜集最全之印本。1982年湖南岳麓书社在旧出《船山遗书》基础上,重新精校编印《船山全书》。


长沙船山学社

民国初年,湖南长沙还出现了一批以保存国粹,弘扬国学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以刘人熙为代表,创办船山学社,发行《船山学报》,在湖南教育文化界产生了相当影响。

刘人熙

刘人熙,浏阳入,字民生,号蔚庐,早年就读长沙城南书院,服膺船山学说,注重经世之学,曾任广西道员;1907年,出任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监督、法政学堂总办。这年秋,湖南教育会成立,被推为会长。辛亥革命后又一度担任都督府民政司长,因感社会政事日非而辞职。刘人熙认为王船山学说是"救时之良方",呈请成立了船山学社,编辑了《船山学报》,并创办船山中小学,筹建船山船山学社船山学社专词、船山大学和船山图书馆。刘人熙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些活动来弘扬传统国学,并依凭它改良社会。反对封建君主专制,1915年袁世凯企图复辟专制时,与贝允昕等创办《大公报》,公开抨击欲帝制自为者。护国战争后,刘人熙短暂担任湖南代理督军兼省长。1918年与上海爱国人士组织策进永久和平会,刘人熙被推为会长,次年病逝于上海。遗著有《蔚庐文稿》、《蔚庐诗集》、《蔚庐文集》、《刘人熙日记》等。

精神道德

刘人熙与船山学社的创始人都是传统的道德决定论者。他们一致认为,民初之所以社会动荡,其根本原因在于固有道德沦丧。因此,他们以拯救社会的精神道德为己任;船山学社创办的本意即在于此。所以有人评论说:"先生(刘人熙)组织斯社之意,一面为抚怀先哲,表彰船山之绝学;一面为拯溺救焚,亟于维持人心风俗……,本社对于讨论学说,须以阐发义理为主旨;对于指导社会一世之事,必以提倡道德为要素。"《船山学报》的发刊也是如此,第一期所载的《学报叙意》说:"船山学报何为而作也,忧中华民国而作也……,逐日权利之争几危社耀,痛定思痛皆以人才衰息,民德堕落为其病源。"

孔子学说

既然以维持人心风俗为目的,那么怎样来做到这一点呢?船山学社同仁认为办法是提倡气节,发扬国学,演进文化,首先是重新弘扬与广大孔子学说。陈言,要提倡道德必须先昌明一种社会历史上最有势力的道德学说,使人人闻之而生信仰之心。信仰既深,才会奉行,而我国社会上、历史上最有势力的道德学说都是以孔子为源头,因而"舍昌明孔子之学说无下手处"。为此,他们对孔子学说极尽赞美之辞,称"集群圣之大成,为生民所未有";"大义微言,搔之无尽";认为要改善社会道德"不必专贩异说以求新,在温故而知新则日新之盛德在是矣。"船山学社船山学社孔子学说,是中国数千年道德精神的主体核心,在新的历史时代倡言对它"温故而知新",实质是回归到1日传统中去。船山学社的演讲和《船山学报》所刊的文章,相当一部分都是以阐发、颂扬旧伦理道德为主旨的。如1915年7月的千次船山学社的聚讲上,一位演讲人为"三纲"一一加以辩护。认为君权太重固为暴政,但如君上无权,那么人自为政,又怎能图治?所以君纲不能废。父虐子、父虐妻固为野蛮,但不孝也是莫大的罪恶,所以父纲也不可废。至于阴盛阳衰,牝鸡司晨,更是衰世之象,因而夫权更不能废。演说者甚至主张当时普遍兴办的女学应对女生训以"四德三从",培养她们为贤妇贤母,与当时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彻底否定旧伦理道德,重铸新国民道德相比,一部分船山学社人士的思想观念显得保守与陈腐。保守的道德观并引发出错误的政治观,对旧孔学的无限推崇,使他们与北洋政府尊孔复古的逆流相合拍。学社社员对把孔、把天的决定倍加赞赏,再三强调"尊孔诚是也"。而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动却表示不满,指责他们发动"二次革命"是制造社会动乱,目的是争当总统。刘人熙在发挥王船山义利之辩时曾这样说:"以义而开民国,武昌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五族共和,渐积之热然也;以利而争总统,南昌首难,碟血长江,末六旬而逮逃洋外,义之必利而利非可以利者,非事理之显然乎?"称孙中山、黄兴等人护卫共和之举为争利,显然是一种误解。

思潮形成

船山学社船山学社应该指出,船山学社的多数参加者与叶德辉等不同,他们并不反对推翻清王朝,而赞成建立民国;当袁世凯复辟帝制自为时,船山学社的许多社员都公开加以抨击。但船山学社与女船山学报》宣传尊孔,主张借复兴旧道德以救治社会的主张,却在客观上形成一股强大的保守主义思潮,直接影响了新文化运动在长沙及湖南的展开。而这股思潮之所以会在民国初年的湖南长沙得以形成,大致有3个方面的原因:

1.湘军的传统影响。以卫道为旗帜的湘军集团兴起后,在湖南本士大大强化了传统的保守意识。维新、革命的冲击,新教育、新报刊的发展,都未动摇它的根基。卫道观念,仍是一部分湖南知识分子的基本观念。1915年,《船山学报》第2期刊登过一篇题为《论卫道之精神》的文章,文中先极力赞扬"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方物,峻极于天";次攻击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是"异端纷起";再宣扬护卫"圣道"、"名教",其中心旨意及语调笔法,都与湘军的《讨粤匪檄》如出一辙。

2.虽然辛亥时期湖南志士是极为活跃,人数又十分可观的一个群体,但只要细加剖析,就可以发现他们中间的相当部分人并没有理解和接受民主共和思想,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以"夷夏之辨"为核心的种族意识。当他们在以"排满"相号召时,还深切地追忆自己汉族祖先的辉煌业绩。然而,就在这回顾以前历史,挖掘其中值得夸耀的东西时,保护国粹的意念便油然而生了。于是,一些原先很激进的民族革命者,在辛亥后又很快变成了传统文化的护卫者和新文化的反对者。

3.由于长沙地处南北要道,在民初的军阀混战中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战灾频繁,兵匪共起,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因而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政局的动荡更超过其他地区。从1911年11月响应武昌起义到1919年的8年中,仅都督就易位9次,这使原来对共和制度充满希望的人们迅速跌入失望的深渊之中。他们痛切陈言,"自民国以来,人民感受种种痛苦,毫无福利可言";"理想中庄严准琛之中国,亦仅成梦幻耳"。自击以来,中国人似乎就受一种思维习惯的支配,一旦现实使人感到失望,人们总是把目光投向已消逝的古代,去追寻尧舜大同、三代盛世的幻梦,企图从传统中觅药方,以复古求出路。民国初年的长沙及湖南士人也没有越出这个规范,从而为国粹意识的泛滥盛行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与船山学社



船山学社位于长沙市中山东路湖南少儿图书馆西侧,它的前身是曾国藩祠。上世纪之初,湖湘学人为纪念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并讲习他的学术思想,创办了船山学社。因为王夫之晚年隐居于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的莲花峰石船山下,后来的学人就以"船山先生"来称呼他。

毛 泽东同志在一师范读书时,经常来船山学社听课。1921年中国共产 党成立后,毛 泽东同志担任中国共产 党湘区委员会书记,为了培养党的骨干力量和宣传马列主义,他和何叔衡找到了船山学社董事长仇鳌先生,商量创办自修大学。

毛 泽东非常诚恳地说:"要想做好这件大事,无屋、无钱,光凭一身力气,办不成。有屋、有钱,还需好汉帮才能成气候哟。"

辛亥革命元勋,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主持湖南党务的仇鳌(1879-1970)思考一阵,郑重表态:"可腾出船山学社里的房屋供你们使用。我将尽力从省政府争取些款项,给你们做办学经费。我觉得应在这"自修大学"四字前面再加上"湖南"两个字,就气派多了。"毛 泽东、何叔衡看到让自己担心的事,此时总算有了眉目,两人不约而同地提出:诚请亦山(仇鳌字亦山)先生出任"自修大学"校长。仇鳌点头答应,并为"湖南自修大学"写了校牌。

船山学社要办湖南自修大学的消息传开,晚清遗老遗少出面抵制,联名上告官府,不允许在船山学社内创办自修大学。

42岁的仇鳌先生召开船山学社董事扩大会。他大义凛然,手无讲稿,不卑不亢地讲:"现在有识之士提出愿到船山学社内办学,来思贤讲舍做学问,办教育,让闲置少用的讲堂房屋,物有其用,让船山学社恢复昔日琅琅书声,这样实实在在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怎可拒之?我深信孔子、孟子、王船山、郭嵩焘等各位圣贤对此举措,是不会提出异议的吧!"

仇鳌继续说:"自修大学内设特别班、补习班,把那些缺衣少食的平民,被人看不起的"睁眼瞎"、"光脚板"的泥腿子收进船山学社圣堂,让他们识字、读书,教他们明事理,改弊习,让优异的国粹文化扩展到广大农村,深入亿万人心中,是多好的事呀!这不正是落实船山学社"求适于用"的写照吗?"

仇鳌据理驳斥,条分缕折,深得人心,会场上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事后,仇鳌即通知毛 泽东、何叔衡速派人到省政府有关部门办理由船山学社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事宜,名正言顺地争得省政府每月400多块大洋的办学经费。

这所大学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后的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从1921年8月创办到1923年被查封,自修大学学员共达200多人,为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骨干。

1950年新年过后,毛 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设宴欢迎来京的仇鳌时说:"你为我党创建湖南自修大学之事,亲自出面,力排众议,协调周旋,给我们筹集到每年4000多块大洋,这笔钱当时很顶用,为我们党的事业帮了大忙!"

王船山  

衡阳市广播电视中心倾力打造的电视连续剧《南岳奇人王船山》,将于近期在衡阳完成最后的取景与拍摄工作,顺利封镜,不久将与广大观众朋友见面。 西方有一个黑格尔,东方有一个王船山。被誉为“南国儒林第一人”的王船山,具有非常独特的思想和人格魅力,但其形象此前却一直与荧屏无缘。衡阳市广电中心斥资拍摄的这部电视连续剧,以艺术的表现手法,再现了王船山在南岳举兵抗清的一段历史,展现这位明末清初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大学者的斗士形象及其学术思想的磨砺过程。




基本简介

王船山即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 中国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学家。字而农,号姜斋,别号一壶道人,是明清之际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清三大学者。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

生平经历

王夫之王夫之

明崇祯年间,王夫之求学岳麓书院,师从吴道行,崇祯十一年(1638)肄业。在校期间,吴道行教以湖湘家学,传授朱张之道,较早地影响了王夫之的思想,形成了王夫之湖湘学统中的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

明亡后,清顺治五年(1648),王夫之在衡阳举兵抗清,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以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至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没,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后回到家乡衡阳潜心治学,在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人称“湘西草堂”,在此撰写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

王夫之三十三岁以后就开始“栖伏林谷,随地托迹”,甚至变姓名为徭人以避世,直到他死去。刻苦研究,勤恳著述,垂四十年,得“完发以终”,始终未剃发。这是一个孤高耿介的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

个人成就

王夫之学问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哲学上总结并发展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为客观规律。又以“絪蕴生化”来说明“气”变化日新的辩证性质,认为“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强调“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周易外传》卷五)。由“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反对保守退化思想。又认为“习成而性与成”,人性随环境习俗而变化,所以“未成可成,已成可革”,而教育要“养其习于蒙童”。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以知为行”及禅学家“知有是事便休”观点。政治上反对豪强大地主,认为“大贾富民”是“国之司命”,农工商业都能生产财富。文学方面,善诗文,工词曲。所作《诗绎》、《夕堂永日绪论》,论诗多独到见解。所著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其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至死不渝。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墨迹传世稀少。《大云山歌》书风神清气舒,可谓难得珍品。

清代的思想,是对历代思想的一次大综合。清代学者们对以往思想界,指摘弊病,有的很中肯。但他们为时代和知识所限,除掉经籍的考证与训诂一途外,绝少能把历代思想发扬光大。在发扬光大方面,王夫之最为博大精深,但却及身而绝,没有传人。

主要作品




王夫之的思想,尤其在历史观和政治思想方面,大都表现在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两部书里。《读通鉴论》有三十卷,《宋论》有十五卷。据王夫之的儿子王敔在《姜斋公行述》的说法,王夫之-末年作《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以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诸种卷帙繁重,皆楷书手录。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其藏于家与子孙言者,无几焉。由此可看出这些书的写作过程是非常艰苦的。

王夫之一生著书320卷,录于《四库》的有:《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春秋稗疏》等。岳麓书院建船山专祠,以纪念这位不朽的大师。著作编入《清代船山全书》。


郭嵩焘 



郭嵩焘(1818年-1891年),男,乳名龄儿,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筠仙,号云仙、筠轩,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湖南湘阴城西人。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咸丰四年(1854年)至咸丰六年(1856年)佐曾国藩幕。同治元年(1862年),被授为苏松粮储道,旋迁两淮盐运使。同治二年(1863年)任广东巡抚,同治五年(1866年)罢官回籍,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思贤讲舍讲学。光绪元年(1875年),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进入总理衙门,不久出任驻英公使,光绪四年(1878年)兼任驻法使臣,次年迫于压力称病辞归。光绪十七年(1891年)病逝,终年73岁。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郭嵩焘

  • 别名

    学名先杞,字筠仙

  • 国籍

    中国(清朝)

  • 民族

    汉族

  • 出生地

    湖南湘阴

  • 出生日期

    1818年(戊寅年)

 
  • 逝世日期

    1891年(辛卯年)

  • 职业

    官员、将领、外交家

  • 主要成就

    赴江西剿太平军,办理洋务,出任首任驻英公使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
    湘军创建者之一

  • 代表作品

    《养知书屋遗集》《玉池老人自叙》《史记札记》

  • 性别

人物生平

佐理曾幕

郭嵩焘年少时曾就读于湘阴仰高书院,道光十五年(1835年),18岁的郭嵩焘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强调经世致用、坚忍不拔、不尚玄虚、摒弃浮词是湘学传统,历史悠久的岳麓书院一直是湘学重镇。作为"湖湘子弟",郭氏本就受湘学影响不浅,而岳麓书院的学习使他受影响更深。但更重要的是,正是在岳麓书院,他与曾国藩、刘蓉等相识,互相切磋学问、砥砺气郭嵩焘郭嵩焘节,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当然,他很可能想不到,与曾国藩的结交将影响到自己的命运。他可能更想不到,这批"湖湘子弟"即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在传统功名的道路上,郭嵩焘走得并不顺利。虽然他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考中举人,但道光十八年(1838年)、道光二十年(1840年)接连两次到北京参加会试名落孙山,而曾国藩却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在失意中,他只得接受友人的推荐,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到杭州给浙江学政当幕僚。这次为幕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埋下了他以后思想偏离传统的变化契机。因为当时正值鸦片战争爆发,浙江地处前线,他"亲见浙江海防之失",一向为"华夏"所看不起的"岛夷"的船坚炮利,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他并不甘于游幕生涯,又几次赴京参加会试,终于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第五次参加会试时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但不久他的双亲相继去世,依定制他只能回家居丧。

咸丰二年(1852年)底,太平军进犯长沙,并攻克武昌,咸丰帝饬令丁忧在藉的曾国藩兴办团练,曾国藩数辞不允,郭嵩焘几度登门,曾国藩终为所动,创办湘军,罗致郭嵩焘于幕中,出谋划策、募捐筹饷,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

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郭嵩焘率湘军赴江西援救楚军江忠源部。经实战观察,郭嵩焘认为太平军之所以攻无不克,多赖水军,遂向江忠源上"编练水师议,忠源韪之,令其疏请敕湖南北、四川制战船百余艘"。此举使湘军由劣势转为优势,郭嵩焘因功授翰林院编修。 此后三年,受曾国藩派遣赴湖南、浙江等处筹饷,曾途经上海,参观外国人所办图书馆和外国轮船,接触了一些外国人,了解到西方的情况,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

任职朝中

咸丰六年(1856年)年末,他离湘北上,到京城翰林院编修。在北京,他深得权柄赫赫的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肃顺性情刚严,以敢于任事著称,主张以严刑峻法改变当时吏治腐败的状况,屡兴大狱,惟严是尚,排除异己,但由于他深得咸丰帝倚重,其他人对他是敢怒不敢言。与其他满族权贵猜忌、排挤汉人不同,他却主张重用汉族官僚,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尤其重视。由于肃顺的推举,郭嵩焘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蒙咸丰帝数次召见,自然受宠若惊。咸丰帝对他的识见也颇赏识,命他入值南书房。咸丰帝还对他说:"南斋司笔墨事却无多,然所以命汝入南斋,却不在办笔墨,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不久,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

咸丰九年(1859年)年初,郭嵩焘来到天津。但僧格林沁根本不把郭嵩焘放在眼里,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气十足,再加自己是咸丰帝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格林沁是"平行",因此两人合作极不愉快。同年十月中旬,郭嵩焘又奉命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僧格林沁派心腹李湘作为会办随行。虽然他无钦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员都知道他是皇上亲派检查财务税收的大员,因此对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备有厚礼。没想到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那些地方官也尴尬不满。到山东沿海各县后,他认真查账,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贿赂公行,而且税外勒索严重惊人,超过正税四倍之多。他立即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厘。尽管如此,这次税务整顿仍然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贪官污郭嵩焘半身照郭嵩焘半身照吏,增加了政府税收。十二月底,僧格林沁以郭嵩焘未与会办李湘同办、未与山东巡抚文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 咸丰十年(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 。返京途中他备受冷遇,与来时一路的隆重迎送恰成鲜明对照,使他饱尝世态炎凉。

回到北京后,郭嵩焘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抱怨说:"久与诸贵人周旋,语言进退,动辄生咎。 "此番整顿山东沿海税收的失败,固然与郭嵩焘不知通权达变,不注意协调极为复杂的各方关系,认为只要严于律己一心为国,便可雷厉风行,不顾一切采取强硬措施反贪等有关,但根本原因还是社会、官场已从根腐败,他的作为实际上是与整个社会风气和官场成例冲突。其实,他在评价肃顺屡兴大狱、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时说得很清楚:"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然例文之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 "

同治元年(1862年),授苏松粮储道,旋迁两淮盐运使。 次年,署理广东巡抚,镇压广东境内的太平军残部。 同治五年(1866年),因与两广总督瑞麟不合而罢官回籍,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思贤讲舍讲学。

奔波洋务

光绪元年(1875年)初,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再度出山,授福建按察使。时清政府筹议兴办洋务方略,郭嵩焘慨然命笔,讲自己办洋务的主张和观点写成《条陈海防事宜》上奏。认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末技",是不能够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的。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郭嵩焘因此名噪朝野。恰在此时,云南发生"马嘉理案",英国籍此要挟中国,要求中国派遣大员亲往英国道歉,清政府最后制派郭嵩焘赴英"通好谢罪"。八月,清廷正式加授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 消息传开,顽固派纷纷指摘、讥讽,更有文人编了一副对联讽刺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只有李鸿章为他撑腰。[1]

由于中英尚未就马嘉理案谈判妥当,郭嵩焘出使延期。十一月四日,郭嵩焘署理兵部侍郎,上《请将滇抚岑毓英交部议处疏》,弹劾云南巡抚岑毓英,要求将对马嘉理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云南巡抚交部严处,奏折还抨击了那些盲目自大,封闭守旧的官僚士大夫。自然郭嵩焘又遭到毁谤,"汉奸"、"贰臣"之类的指责咒骂,汹汹而至。后来慈禧太后曾数次召见郭嵩焘,多加勉励。

驻英使节

光绪二年(1876年)冬,郭嵩焘率副使刘锡鸿等随员三十随同出使英国的郭嵩焘的如夫人梁氏随同出使英国的郭嵩焘的如夫人梁氏余人启程赴英,在伦敦设立了使馆。光绪四年(1878年)兼任驻法公使。赴英途中,郭嵩焘将沿途见闻记入日记《使西纪程》,盛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张中国应研究、学习。后该书寄到总理衙门,不料遭到顽固派的攻击、漫骂,直到郭嵩焘去世,该书仍未能公开发行。郭嵩焘到达英国后,非常留意英国的政治体制、教育和科学状况,访问了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结识了众多专家学者,并以六十高龄潜心学习外语。还将考察心得不断寄回国内,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

光绪三年(1877年)初,正值清军收复新疆之战,英国为挽救阿古柏政权,令回国述职的威妥玛与郭嵩焘交涉,提出照会章程三条,郭嵩焘在不清楚西征战局的情况下,向清廷提出"似应乘其调处之机,妥定章程,以为保境息兵之计"。但不久英印政府拟派出"驻喀什噶尔使臣",郭嵩焘闻讯立即抗议,指出:"喀什噶尔本中国辖地",阿古柏入侵,"百姓深受其害";在中国收复失地之时,英方派驻使臣,,"则肆意在帮同立国,与中国用兵之意适相违左"。他要求英方"收回驻扎喀什噶尔明文"。英方自知理亏,未做答复。最终,派驻使臣之事也因阿古柏之死而化为泡影。此时,郭嵩焘已改变请英方调停的态度,建议清廷"可否谕敕左宗棠体察关外情形,以制剿抚之宜",又认为趁阿古柏之死,"席卷扫荡,亦不出数月之内"。最后,清军在年内收复伊犁以外新疆全境。

这年八月,郭嵩焘出于保护华侨利益考虑,上奏清廷,建议在华侨集中的各埠设领事以护民,该建议得到清廷赞赏,光绪四年(1878年)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等地设立领事馆,以维护海外华侨的权益。同年十月十六日应英国工厂主的邀请,访问了在伦敦附近的电力厂。在参观过程中,英国工厂主特意请郭嵩焘参观刚刚发明不久的电话。这是他首次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电话。电话安装在相隔数十丈的上下楼内,郭嵩焘让随从张德彝到楼下去接听,自己在楼上与其通话。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其语言多者亦多不能明,惟此数者分明。"

在英国,郭嵩焘目睹英国国内的禁毒措施,不禁感慨万千,两郭嵩焘参观法国世博会中国馆(法国画师绘)郭嵩焘参观法国世博会中国馆(法国画师绘)次上疏要求严禁鸦片,并提出具体建议。郭嵩焘还从中外交涉日益广泛的现实出发,建议总理衙门编纂《通商则例》发给各省并各国驻华公使,使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有所参本。总理衙门接受了建议,后来虽未编成《通商则例》,但翻译了大量西方法律规章备用。郭嵩焘出使期间,还处理了相当多的具体外交事件,并接待了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与严复等建立了友谊。因郭嵩焘在对外交往中不卑不亢,分寸合度,处理外交事务合乎国际惯例,给驻在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以致郭嵩焘卸任回国时,英、法两国政府均依依难舍。

黯然归国

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时,郭嵩焘与守旧顽固的副使兼驻德公使刘锡鸿发生激烈冲突。刘锡鸿暗中对郭多加诋毁,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

  1. "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2. "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3. "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刘锡鸿还公然在使馆中扬言:"这个京师之内都指名为汉奸的人,我肯定不能容下他。"并又密劾郭嵩焘罪责"十款",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不仅是鸡毛蒜皮,而且都合乎国际礼仪,并可印证英人所说郭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称誉无误。国内顽固派亦强烈响应,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等语。

光绪五年(1879年),郭嵩焘与继任公使曾纪泽办理完交接事务后,黯然回国,称病回籍。 五月五日乘船抵达长沙。由于湘阴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的阻止,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时尚未解除,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对他傲慢无礼。

晚年逝世

郭嵩焘蛰居乡野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就时事外交上疏朝廷、致书李鸿章等重臣。晚年在湖南开设禁烟会,宣传禁烟。郭嵩焘一直保持着大年初一赋诗一首以纪年的习惯。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初一,65岁的郭嵩焘在纪年诗中写道:"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

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 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清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


主要思想

富强思想

"自强求富"是近代中国的一种进步思潮,但对"富强"的理解却有很大的差别。洋务派认为只要通过国家组织造船制器和经济活动,增强了封建政权的军事、经济实力,就算达到了"富强"的目的。郭嵩焘对此则表示了不同的看法。郭嵩焘的"富强观"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中国"富强"的"本源之计"在于循习"西洋政教",厘正治国之本,这就是振肃纲纪、刷新吏治;而在"其本未遑"的情况下,不妨"姑务其末",即学习西方技艺,发展近代工商业,"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改革传统教育制度,开办西学,造就"通变之才"为谋求富强的"要务"。郭嵩焘的"富强观"、"重商"主张,主要反映在他光绪元年上总理衙门的《条议海防事宜》一折中。"它冲破了"中体西用"的理论体系,为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的出现,另辟了一个源头。"[4]

外交思想

郭嵩焘认为洋患生于中国,乃是近代中国的一大变局,是势之使然。因此,他反对"严夷夏之大防",主张开放。他说:"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于天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郭嵩焘外交观的另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反对视西方诸国为"夷狄",主张把它们当作一个个独立的文明国家来看待。针对封建士大夫的"虚骄"习气,郭嵩焘认为:中国除"取法"西洋外,别无他法。为了帮助人们打开眼界,了解、取法西方,郭嵩焘还把出使英国途中的见闻,参以自己的感想,逐日详记下来,写成《使西纪程》寄回总理衙门。不料,惹来一场轩然大波。[2]

民族主义观念

在郭嵩焘身上有着强烈的家国之忧,但他的爱国情感与民族主义意识是以极为理性的形式呈现的,并且更接近于近代民族主义观念,也因此为当时的人们所误解。这首先表现在郭嵩焘对于华夷之辨的看法上。当时,传统士大夫仍然强调明华夷之辨,郭嵩焘通过自己的实际观察,认为对西方绝不能再以蛮夷视之。他认为"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 ,批驳了传统士大夫关于"中国有道,夷狄无道"的观念,并进一步指出过去比较落后的地区和民族可以转化成先进的地区和民族。

对于传统的华夏中心观,郭嵩焘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传统的华夏中心观认为中国居天地之中,是行纲常教化和礼义文明的结果,夷狄无此教化与文明,故居"天地之偏鄙"。因为中西文明开化的格局已发生历史的错位,而时人却仍然以天下主义的老眼光看世界,郭嵩焘感到了其中蕴含的民族危机。郭嵩焘痛斥士大夫"惟一意矜张,以攘夷狄为义,而置民父于不顾;必使覆国亡家,以快其议论而为名高" ,呼吁国人要摒弃传统的"夷夏之辨",理智地分析西方事物,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向西方学习,树立新的世界意识,走富国强民的近代民族主义道路。[3]

中西文化观

郭嵩焘出身封建士大夫的旧营垒中,精通传统文化,又了解洋务,对西方文明做过实地考察,这为他对中西文化的整体进行评价和对比研究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他高出同时代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反对再以夷狄看待当时的西洋各国,承认"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虽然,这种文明并非尽善尽美,但从整体上却要优于中国文明。这就打破了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的"夷夏观"、"体用观"、"道器观"、"本末观"等等。郭嵩焘的思想在"西学东渐--西方思想文化向中国传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他身后蓬勃兴起的维新变法思潮开了先河"。[4]

人物评价

总评

郭嵩焘是近代洋务思想家,是中国职业外交家的先驱。 郭嵩焘的一生鲜明地反映出时代特征,反映出方生与未死之际先行者的历史命运,考察历史,反顾来路,郭嵩焘是中国十九世纪末维新派的先声,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全盘西化论"的嚆矢。郭嵩焘痛恨反手关家门,力主开眼看世界,早已被证实是明智之见和明智之举,他是超越时代的先行者,生前没有知音,没有同道,内心寂寞如沙。郭嵩焘主张学习西方的蓝调文明,面对重重阻力,真可谓是"雪拥蓝关马不前",他叹息过、苦恼过,却从未绝望过,相信未来,内心始终怀抱着沉重的乐观。事实证明,郭嵩焘是对的。[8]

历代评价

  • 《清史稿》:中国遣使,始於光绪初。嵩焘首膺其选,论交涉独具远识。[9]
  • 李鸿章: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号)为最。
  • 清廷官方评价:(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5]
  • 焯莹:谓公弗显,联翩节麾。志业宏多,欿如未施。众荣我蔑,趣与世揆。思以先觉,觉彼后知,利在国家,岂图其私?蛮貊或行,州里或疑,匪诚未至,人心积巇。召归辍驾,遘疾江湄,天日掩照,时命孔哀。心不负君,魂清魄夷,孰闻天马,徒恋敝帷。皦尔风节,百世之师,文章满家,鸾凤其仪。谤与身灭,积久弥辉,考三不朽,视此穹碑。[6]
  • 郭嵩焘自评: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个人作品

著作

郭嵩焘一生著述颇多,主要有《养知书屋遗集》、《史记札记》、《礼记质疑》、《中庸质疑》、《使西记程》、《郭侍郎奏疏》、《养知书屋文集》、《郭嵩焘日记》等,对后人影响极大。[8]

诗作

  • 《挽曾国藩》
  • 《戏书小像》
  • 《咸丰九年献县旅邸题壁》
  • 《同治五年端午》
  • 《悼亡儿刚基》
  • 《思念亡友刘蓉》
  • 《光绪十四年三月十日夜赋诗》
  • 《光绪十七年元旦赋诗》
  • 《枕上作二首》

轶事典故

使英见闻

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此正合郭氏之意,他早就想将自己所了解的西方富强之道介绍给国人,使国人从"天朝上国"、视异域文明为异端的迷梦中惊醒。经过几十天的海上航行,他于1877年1月下旬到达伦敦,甫一下船便立即将这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程》寄回总署。在日记中,他不仅客观记述了所见所闻,而且对这些见闻作出了自己的评价。如见到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轮船进进出出却次序井然,他不禁叹道:"条理之繁密乃至如此"。他还盛赞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无以复加。"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异土民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日记中全都作了介绍,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摆脱夜郎自大的状态。[7]

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焘"有贰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他,有人上奏,认为应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未能将他召回,但下令将此书毁版,禁其流传。[7]

出洋内斗

在驻英大使任内,郭嵩焘还面临着与自己的副手刘锡鸿愈演愈烈的"窝里斗"。刘锡鸿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员的支持,暗中监视郭嵩焘的一举一动,不断向清政府打郭嵩焘的"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如有次参观炮台,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大不应该。连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洋人、想学外语等全都是罪过。更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对于刘的陷害,郭嵩焘当然倍感愤怒,竭力为自己辩诬。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无法调和。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清政府于1878年8月下令将二人同时调回。 本来清廷还拟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后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


亲属成员

  • 弟弟:郭昆焘
  • 妻子:梁氏


人物墓地

郭嵩焘葬于飘峰之茔(今汨罗市沙溪镇划江村)。总占地面积200平方米,墓冢占地26平方米,略呈环形,方向为东西向,墓地地势开阔,田园、青山、溪流环抱.是郭嵩涛选择的"螃蟹开钳"之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空气湿润,雨水充足。[8] wenge十年浩劫时墓冢被毁,后由当地村民迁回原址--沙溪镇划江村。2004年完成"四有"工作,由于郭嵩焘墓地处农村耕作地带,以及雨季洪涝灾害,其破坏比较严重。2011年1月24日郭嵩焘墓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至2012年,汨罗市政府多方筹措资金,制定陵墓修缮复原方案,即将展开修缮。

史书记载

《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三》[9]

参考资料

编辑:李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