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佔地两千坪的百年古宅中听古筝演奏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昨天（3/27）我在芦洲李友邦将军纪念馆，也就是芦洲李宅，就领受到了——那是一种念天地之悠悠，充满了思古幽情而又莫名悸动的感觉！

       日前由台湾芦洲李宅古蹟维护文教基金会主办，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协办名为：「在芦洲李宅聆听台湾的筝声音」，吸引了许多爱好古筝的音乐迷，此场一个半小时不间断以古筝为主的演奏会极为成功，且曲目安排活泼，以台湾民俗乐曲为主，加上芦洲在地名歌星邓丽君小姐名曲，如「何日君再来」等。芦洲李宅古蹟维护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李力群先生，为抗战名将李友邦将军哲嗣。李董事长为表达孝心以及缅怀李 将军，用心良苦举办此活动，让大家度过了一个单纯又美好的下午，坐在台下欣赏的观众极为享受。

       这次古筝演奏会没邀请政治人物使其单纯化没有蓝绿色彩，也将长官致词环节删掉，打破传统惯例由主持人分段表述，不仅阐释了李家古宅的的历史，更进一步表彰了李将军的事迹，真的是不露痕迹地育教于乐！

        李友邦将军出生于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却一心抗日救国，军事养成于黄埔，是黄埔期别（二期）台籍最高将领。抗战时期1939年，先后成立「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号召全国各地台湾同胞共同参加中国民族抗日战争的救亡运动。其夫人严秀峰于烽火中结识友邦将军，成为台湾媳妇，在抗日战争中曾参与浙东保卫战，巾帼不让须眉。我的好友大陆知名纪录片导演吴建宁先生，为拍摄八集纪录片「血脉」，曾于2000年前后五次来台收集资料，同时访问相关重要人士，包括蒋纬国将军，李友邦将军遗孀严秀峰女士等等。

        回忆马英九先生曾说「战争的错误可以原谅、历史的真相不可遗忘」。中华民族艰困的抗日战争虽已经过去七十多年，当今e世代年轻人不应忽略历史，忘记真相，以共谋民族之复兴。

附件：

1）严秀峰女士摄于东洲保卫战纪念碑。

2）李立群董事长追思双亲纪念文。

台湾抗日志士李友邦 

70多年前，在中国大陆的抗战洪流中有这样一支特殊队伍，它的成员来自海峡对岸，为国共两党所共同认可；它追逐着“复疆”的梦想，一路奋勇向前，这支队伍就是台湾义勇队。作为唯一一支主要由台湾同胞组成的抗日队伍的创始人，李友邦的名字曾经被历史烟尘埋没，但它终将从历史深处被发现，并为人们永远铭记。

一

李友邦，祖籍福建厦门市同安县五山君。祖辈于乾隆年间渡海赴台开垦耕种。李友邦出生的那年，已是《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后10余年。1912年，6岁的李友邦上了和尚洲公学校。表面上，日本殖民当局是让台湾儿童受教育，实则是进行同化。上课全用日文，不准使用中文，也不准讲中国话。校长和绝大部分教师都是日籍的，可以随意体罚台湾学生，美其名曰培养天皇的“顺民”。有一次，一个日本同学欺侮李友邦，他忍不住反唇相讥，一个日籍教员跑来，不问青红皂白，伸出大巴掌狠狠扇在他的脸上，还叫他住口。李友邦咬紧牙，不让眼泪落下来。

1918年，李友邦进入台北师范学校就读。1921年10月17日，林献堂、蒋渭水、吴海水等发起成立“台湾文化协会”，李友邦因不满日本“皇民化”运动，成为台湾文化协会骨干。1924年4月，他与后来成为台湾共产 党领导人的林木顺等人夜袭台北长沙（今新起街）派出所，这就是当时颇为轰动的“新起街派出所事件”，事后他被校方开除。为逃避殖民当局的逮捕，他与林木顺等人连夜逃离台湾，渡海前往上海。

此时，广州作为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有为青年。6月16日上午，设在广州黄埔长洲岛上的黄埔军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正在迷茫中的李友邦辗转赶到广州，入读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并加入国民党，同年11月，归并到黄埔军校第二期。

1925年9月，李友邦从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被派去主持由国民党两广省工作委员会领导的“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李友邦全力推动台湾抗日民主运动，曾多次往返于东京、台湾与广州、上海、杭州等地。1929年10月，他在上海被日本侦探逮捕，关押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后因“证据不足”释放。1932年，他在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担任日语教师期间，因宣传爱国救国、同情热血青年，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被捕关进西湖畔钱塘路的浙江陆军监狱，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坐了5年牢的李友邦终因“没有犯罪证据”被释放出狱。

1938年夏天，李友邦在浙江丽水遇到了多年未见的狱中难友骆耕漠，骆当时的身份是中共浙江省委委员。两人重聚后商讨实际抗战行动，李友邦提及福建崇安县（今武夷山）有不少从台湾流亡回祖籍的同胞或可组织动员。

骆耕漠向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报告了李友邦的构想，最后经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意，由浙江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张锡昌从遂昌县调张一之（原名张启权）来协助李友邦做好具体工作。

10月，朝鲜志士在汉口成立“朝鲜抗日义勇队”给了李友邦直接的启发，他决意效仿建立一支台湾抗日义勇队。11月，他以“台 湾 革命党”的名义，来到闽北崇安县实地考察，向这里的台胞宣传组织抗日的道理。

旅居福建的台湾同胞成分比较复杂。日本殖民时代，一批台湾同胞因不堪压迫，携眷返回福建定居，不过也有不少台湾流氓被日本特务利用，伙同日本浪人在福建一带包娼包赌，充当日本特务的打 手，严重破坏了台湾人的形象。抗战全面爆发后，福建省主席陈仪以“日本特务嫌疑”将所有台湾同胞送到荒山峻岭的崇安。一些与当地人结为夫妻的台湾同胞被迫妻离子散，更多是全家男女老幼遭到拘捕。这些台湾同胞本来是投奔祖国的，竟莫名其妙陷入悲惨的命运。

李友邦在崇安号召台湾同胞奋起抗战，并提出立即组织台湾义勇队。当时被拘禁在崇安的400多位台胞雀跃异常，他们共同写了一封信给李友邦，表现了极为强烈的爱国热情。

12月，李友邦以台  湾 革命党名义，与张一之同赴桂林，他们筹建义勇队之事，得到“桂林行营”和“朝鲜义勇队指导委员会”的帮助。随后，李友邦在丽水南明山召开的抗日座谈会上，以《铁蹄蹂躏下的台湾》为题发表演讲，期望两岸同胞一起反抗日本侵略，复兴中华民族。

杭州被日军侵占后，金华就成为了当年浙江省的政治文化中心。李友邦返浙后，向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报告情况，取得黄绍竑很大的支持。经过紧张而认真的筹备，2月22日，在金华市酒坊巷18号（今84号），正式成立了台湾义勇队，6名儿童也组成“台湾少年团”。李友邦任义勇队队长和少年团团长，李祝三（台北人，黄埔六期生）任副队长，中共 党员张一之任队秘书。此后6年，台湾义勇队逐渐发展成为台胞参加祖国抗日斗争中人数最多、活动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抗日团体。

“提起李友邦就不能不提他的夫人严秀峰”，在纪念馆担任解说已数年的蒋惠兰女士介绍说。1921年，严秀峰出生于浙江杭州富庶家庭，是书香门弟的独生女，她17岁时离开家，投身抗战，与李友邦相识于金华。1941年5月10日，在硝烟弥漫的衢州城，二人结成伉俪，从此谱出一段战地情缘，成为远近知名的“烽火侠侣”。

各地的台胞积极报名加入台湾义勇队，金华婺江之滨响起了雄壮的《台湾义勇队队歌》：“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要把日寇驱出祖国，要把他在台湾的镣锁打碎！……”李友邦对新队员进行3个月“预备训练”，课目有军事、政治、经济、历史、语文和对敌宣传等六项。他把这种训练列为常设制度，遇有重要任务之前都要进行类似训练，以缩短平民到军人的距离。短训后，义勇队开往浙东、皖南、赣东和闽南等抗战前线。义勇队一方面宣传教育，为抗日救国呐喊；一方面制作简单的军火原料及战场急需的药品。

“台湾义勇队当年在金华主要开展了四方面的工作。”胡福云馆长介绍说，“义勇队成员熟悉日语，他们利用语言上的便利，翻译日军文件，审讯并教育俘虏，深入敌伪组织获取情报等。”另外，台湾义勇队里有不少医术高超的医生，成立不久之后，李友邦就把总部改成“台湾医院”。他们在浙江金华、衢州、兰溪和福建建阳先后成立了4家“台湾医院”，所设科室十分齐全，而对军人、出征人员家属及贫苦民众就医，一律免费。“台湾医生”以其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医风，在当时被传为美谈。酒坊巷总部的门口，时常停着整排整排的人力三轮车，负责接送病人。时代变迁，这些医院旧址已难寻觅，但直到现在，在义勇队转战过的地方，仍传颂着许多“台湾医生”悬壶济世的故事。

二

1942年，前后历时共3个多月的浙赣大会战后，李友邦率台湾义勇队撤出浙江转战福建，进驻福建龙岩。此后，台湾义勇队在军事上有过3次壮举。1942年6月17日，台湾被日本占据47周年时，台湾义勇队在厦门对日军总部兴亚院发动武装突击。这天深夜，散布各个预定地点的突击队员迅速集中到兴亚院附近，随着一声令下，早有准备的突击队员迅速向兴亚院投掷数百枚手 榴弹，强烈的爆炸瞬间使兴亚院内变得一片狼藉，震天的爆炸声把日本侵略者从梦中惊醒，他们匆忙调集人员前往兴亚院救火。

在一片混乱中，隐蔽在各个角落的队员们把早已准备好的各种抗日宣传单，像天女散花似的散发在厦门的大街小巷。厦门民众奔走相告，抗日武装已经攻进了被日本人视为坚固堡垒的厦门，日本强盗的末日即将来到。

台湾义勇队还于当年6月30日在厦门虎头山炸毁了日军的海军油库；7月1日，在厦门日伪 政府成立3周年的庆祝会场上，爆炸了数十枚手 榴弹，当场炸死日伪军数十人，给日伪军的心理造成极大震慑。

突袭厦门的成功，鼓舞了台湾义勇队的士气。李友邦素来重视理论宣传阵地，他创办队刊《台湾先锋》，又主持编印《台湾青年》等刊物，发行量由500份增至2000份，影响遍及全国。他疏通各种关系，邀请国民党上层人物和社会名流题词、写文章。翻开现存的《台湾先锋》，能看到不少国民党大员为台湾抗战与回归所写的文章，如冯玉祥的《我们要赶紧收复台湾》、孙科的《解放已在目前了》、陈立夫的《率土之滨》、陈诚的《台湾革命与中国革命》、陈仪的《台湾必须光复—并祝台湾省运动成功》、梁寒操的《清算的时候到了》、康泽的《光复台湾—专为签订马关条约四十七周年纪念而作》等。

1943年12月，《开罗宣言》诞生后，蒋介石开始加紧筹划台湾的收复工作，1944年，指示相关部门研拟复台计划，批准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作为负责收复台湾工作的职能机构。

为充实“台调会”的力量，9月25日，蒋介石同意将“台调会”委员名额增为11人，批准李友邦等台籍人士为委员；同时台湾义勇队正式隶属于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并扩编为“台湾义勇总队”，李友邦升任总队长，由少将晋升为中将。下设4个支队，分别活跃于前线、后方、敌区（敌伪占领区）、沦陷区（台湾）四大作战区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14年浴血抗战终于获得最终胜利，台湾光复，李友邦十分振奋。他对台湾青年们说：“我们为了不当日本顺民而在大陆度过了一二十年的流浪生活，饱尝了人生的甜酸苦辣而幸存下来，今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爱国的台湾同胞，堂堂正正地回家乡去见父老兄弟了。”

8月17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命令，规定了中国战区受降事宜：在“中华民国”（除东三省外），包括台湾，以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内之日本全部陆海空军与辅助部队，应向中国战区统帅蒋委员长投降。这一规定，兑现了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华盛顿、伦敦三地同时发表的《开罗宣言》中的承诺。

9月3日，李友邦派副总队长张克敏（张士德，台中人，黄埔四期生）以上校军官身份，携带一面国旗，随美国军事代表团从重庆飞抵台北。次日，这面国旗在台北宾馆升起，成为50年来台湾岛上升起的第一面中国旗帜。10月，台湾义勇总队的先遣队由厦门渡海分批返回台湾。11月，李友邦、卢秀峰率台湾义勇总队全体抵达，负责维护社会秩序、保管日伪物资和一般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遗憾的是，抗日有功的台湾义勇总队和台湾少年团回到台湾，并没有实现重建家园的期望。随着国共矛盾的加剧，夹缝中生存的台湾义勇总队回台后不久即被国民党解散。

义勇队被解散，是李友邦回台后遭受的第一个打击，更残酷的打击随即到来。“二二八事件”中，时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区主委的李友邦也被卷入其中。

3月初的一天，陈仪邀李友邦出面，向全省同胞广播，还把自己坐的太师椅让给他坐，意欲借李友邦在台湾同胞中的影响力平息事态。李友邦严词拒绝：“你现在已经把问题搞得这么糟，不是我三两句话就能摆平的，我也不愿向台湾同胞说谎。”李友邦提出陈仪代表政府道歉或相关人等下台的条件也被拒绝。

旋即，李友邦被陈仪冠以唆使三青团暴动与窝藏共产 党罪名，非法逮捕密押南京羊皮巷监狱。而此时的严秀峰怀着身孕，她赶往南京找到蒋经国慷慨陈词，使丈夫最终于1947年6月23日获释。李友邦回到台湾时，在基隆码头受到热烈欢迎。

1948年，李友邦受台湾省主席陈诚之邀，出任台湾省党部副主委，又兼台湾电影公司董事长、台湾《新生报》董事长等职，是国民政府里官位最高的台籍人士。

李友邦的部下则未能幸免，陆续罹难或遭监禁。“义勇队只是解散，消灭三青团几乎全部是枪决的，死的都是台湾的精英”。李友邦之子李力群说：李友邦从南京回来后，心灰意冷，不愿再过问政治。

李友邦终究还是没能逃过“白色恐怖”的厄运。1950年2月18日，大年初二，夜里10点多钟，寒风冷冷地吹着台北厦门街。台“国防部保密局”第二处处长叶翔之带人来到李友邦家中，以“叛乱组织”之名，客气地带走了时任台湾省妇女会理事长的严秀峰。

这是台湾白色恐怖的“巅峰”时期。1950年1月29日，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一周内叛变，整个中共台湾地下组织几乎被“连根拔起”。包括中共台湾省工委委员兼武工部部长张志忠及其妻子季沄等，都被逮捕。

若干年后，据严秀峰判定，她是受季沄连累而被捕的。到达新店军人监狱后，审讯查无实据，但严秀峰仍以“知匪不报、通匪资匪”被判处15年徒刑。

直到晚年，严秀峰和子女到新北市新庄的“国家档案馆”查阅文件后才知道，当时原本“匪谍”罪是被判10年，可是被蒋介石用红色毛笔划掉，并批上“高官之妻加重五年”。而且蒋介石认为，丈夫是共 党，妻子可能不知道，但如果妻子是共 党，丈夫不可能不知道，对李友邦的处置应该更严厉。

1951年11月18日，时任台湾省党部主委的李友邦终于没能躲过劫难。冬日阳光里，他正强打精神，在台北北投新生报宿舍，逗着天真的孩子们玩耍，四五个穿西装的人闯入。“不是警察也不是宪兵，说要跟父亲谈一谈，父亲穿西装出去的，没戴手铐。”李力群回忆，父亲摸摸他的头说：“要听话哦。”

李友邦被以“参加中共组织、在台掩护中共地下人员，意图颠覆政府着手实施”的罪名逮捕。他交代佣人，好好照顾这个家，“我去大概不会那么快回来”。

次年4月22日，李友邦以“匪谍叛乱罪”遭到枪杀，从此夫妻二人，天人永隔。

三

李友邦遇难时年仅46岁，留下一女四子，长女李效群才10岁，最小的儿子李乐群不满两岁。此时，失去父母呵护的孩子们成为孤儿，只能靠着一些亲友的照顾勉强度日，而无法抹去的悲伤永远刻在他们幼小的心灵深处。

1965年2月17日，严秀峰刑满出狱。踏过火盆，吃一碗猪脚面线，庆祝“重生”。她没有钱，但也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资助。性格倔强的她起初靠养鸡、鸭，卖粽子为生，后于1971年创办“世界翻译社”，儿女相继chengren，家庭的经济条件才有了根本好转。李力群于1989nian接下母亲的担子，任世界翻译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任芦洲李宅古迹维护文教基金会董事长。

大女儿李効群，老二李炜群成绩优异，均有出国读书深造的机会，但因是政治犯子女，处处碰壁。出狱后的严秀峰托人向蒋经国说情，才终得批准。

“历史需恢复其原有的面貌”，严秀峰生前的最大心愿就是为她的丈夫李友邦平反昭雪。李友邦在台湾的老部下们，得知严秀峰在为李友邦的冤案奔走，都积极支持，踊跃地加入其中。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台湾政坛乍暖还寒。一心要给李友邦“平反”的严秀峰将个人安危抛于脑后，在台湾《中外杂志》发表了名为《抗战时间的台湾义勇总队》的长篇文章，公开宣传李友邦和台湾义勇队的抗日爱国壮举，澄清强加给李友邦的诬陷之词。她不顾年高体弱，四处搜集整理李友邦和台湾义勇队的文献资料，不光查遍台湾的主要图书文献机构，还来到李友邦转战的大陆故土巡访。她找到了李友邦在浙江金华创办的《台湾先锋》等抗战刊物，以及李友邦的重要著作《台湾革命运动》和《日本在台湾之殖民政策》，汇集成书，于1991年由台北人间出版社出版发行。

1992年3月29日，台北的台湾史研究会召集专家学者举行了“李友邦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用充分的历史事实肯定李友邦的抗日业绩。台湾各大媒体及时报道了这条消息。反思“白色恐怖”造成的冤屈，还原李友邦的历史地位，成为社会上的普通呼声。

4月28日，在台义勇队老队员们和严秀峰相聚在台北芦州李氏祖厝，举行“纪念李友邦先生逝世四十周年追思大会”。站在主席台上的扩音话筒前，严秀峰激动地说：“今天，我不仅是站在妻子的立场要为李友邦讨回历史的公道，我更要为所有在‘白色恐怖’下牺牲的受难者及其家族，讨回历史的公道，伸张人权的正义。”

值得欣慰的是，在海峡的另一边，没有忘记李友邦。1995年，北京隆重举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座谈会，在当年抗日将士云集的同时，特邀严秀峰与台湾义勇队老队员代表参加。听到与会学者公正的评价，严秀峰激动地流下了热泪。她说：“我们应该不断地追寻历史的脉络，延伸其传承。因此，历史是不容湮没或埋葬的，更不能任人侮蔑与歪曲。”

2005年9月9日，中国国民党举行庆祝对日抗战胜利、台湾光复60周年纪念活动，国民党党史馆与文传会文宣部以《台湾人须做复台最勇敢的战士》为题，将印有李友邦生平简介的大型海报，高挂于国民党中央大楼外面两侧的风水墙上，对历史错误进行了纠正。 

编辑 赵晓帆 李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