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鵬佛

一、前言

 

 慈善教育家─熊希齡

熊希齡總理是民國初年的著名愛國慈善教育事業家，他早年參加清光緒年間的戊戍維新變法，民國初年擔任國務總理，晚年投身社會慈善救災事業收養災童，創辦馳名中外的北京香山慈幼院，並且將自己的全部家產捐作兒童福利基金，同時還積極投身抗日救亡事業，總之，他一生愛國利民，功不可滅，值得後人效法學習。但長期以來，他卻受到學術界的冷落，很少有人對他作全面而有系統的深入研究，主要原因是他在袁世凱擔任總統時，出任過一年多的熱河都統和八個月的國務總理。事實上，將這一年多的從政經歷和他一生的事業來比，只是一個誤上賊船白璧微瑕的小瑕疵而己，而不能掩飾他一生愛國利民的光榮事蹟，更不能忘記他後半生的教育慈善事業。他的慈善教育事業令當時許多人受惠，為感謝他而送他一個「菩薩」的美名─「熊菩薩」。

二、誤上賊船，急流勇退

1913年出任袁世凱北洋政府的國務總理，坐上國務院的第一把交椅，是熊希齡從政歷程上的巔峰，同時也是他一生中最受人指責和詬病的地方。

熊希齡從入主國務院的那一天起，便注定了他無法逃脫失敗的命運。袁世凱之所以讓熊希齡組閣，並非真正看中他的雄才大略，而是想利用他和進步黨人謀取更大利益。袁世凱原想請張謇組閣，但他薦熊以代。

1914年辭去國務總理後的熊希齡，內心充滿了怨恨和苦痛，久久不能從悲痛的夢魘中解脫出來。自涉足官場以來，他幾度沉浮，歷經炎涼，「平生似遇而實未遇，欲有為而終不可為」，心中自有說不出的苦澀與怨恨。

理想與現實的強烈反差，內憂外患的黑暗現實，封建軍閥的腐朽專制和窮兵黷武，這一切的一切，憑熊希齡的一己之力，言不足重，根本改變不了什麼。

他越來越感到悲觀和失望，身心疲憊，萬念俱灰，陷入痛苦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

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擊和失敗，經歷了極其痛苦的思想涅槃，經歷了無數次心靈深處的自我較量，熊希齡對自己後半生的人生道路終於作出了艱難而痛苦的抉擇：「退出官場，決志歸隱！」（註1）

三、生平事略

熊希齡，字秉三，別號明志閣主人，晚年署雙清居士，學佛後號妙通。祖籍江西豐城，1870年7月23日（清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五日）生於湖南鳳凰直隸廳鎮筸（今鳳凰縣沱江鎮），故人稱熊鳳凰。熊希齡六歲在鎮筸入塾啟蒙，後因家遷芷江，入芷江縣秀水書院學習，年十四歲考中秀才。1888年，他入沅州府沅水校經堂附讀，課餘常閱讀新書新報，眼界為之大開，逐漸有了經國濟世的抱負。由於在沅州府接連兩次考試成績優異，受到沅州太守朱其懿的重視，1891年3月被保送到長沙湘水校經堂攻讀，同年秋應鄉試中舉人。翌年，他在黔江書院充教習，閑時練字以備日後參加殿試。1892年4月，他入京參加會試中貢士。之後曾上書湖南巡撫吳大澂倡言武備，提出關於整頓湖南武備八項建議。1894年5月，熊希齡補應殿試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入詞館。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政府戰敗被迫簽訂屈辱的《馬關條約》，嚴重的民族危機激發起熊希齡的愛國熱忱，曾上書反對與日議和，並主張「革新庶政」。嗣後，他走投筆從戎之路，被張之洞委充兩湖營務處總辦，著有《軍制篇》，很有系統的提出改革軍事制度的意見。時維新變法運動在北京、湖南等地率先展開，湖南新任巡撫陳寶箴實行新政，熊希齡遂回到湖南幫助陳寶箴辦理新政。首先籌辦實業，向陳寶箴建議籌辦造槍廠、機器製造廠、兩湖輪船公司，並興路礦等業。因多種因素制約成效不大，遂轉而致力於創辦學堂、開報館、組織社團等新政。

1897年10月，在陳寶箴的支持下，熊希齡與嶽麓書院山長蔣德鈞等創立湖南時務學堂，效法日本維新，研究西學，「探求攘夷之道」，培養維新變法的人才。由熊任總理，聘請梁啟超任中文總教習，韓文舉、葉覺邁、譚嗣同等先後任分教習；李維格任西文總教習，大力提倡新學新政。翌年2月，他與譚嗣同、唐才常等組織「南學會」，由經學大師皮錫瑞主講，以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宣傳維新變法，於各地設立分會；3月又創辦了湖南第一家近代報紙《湘報》，他任經理，唐才常任總撰述，譚嗣同、梁啟超等任撰述，鼓吹「開民智」、「倡西學」，提倡新學、新政，實行變法維新。此外，還組織湖南不纏足會、延年會等社團，以及開辦團練、整頓湖南通省書院等等。為此大力的推動了湖南地區的維新運動，守舊派王先謙、張祖同、葉德輝等群起反對，以時務學堂為目標，把攻擊矛頭指向熊希齡和陳寶箴。由於陳寶箴的妥協退讓，湖南維新派陣營隨之瓦解，梁啟超等先後離去。熊見大勢已去，遂回到其父任職的衡陽，想過一段平靜的日子。8月，他應召入京晉見光緒皇帝，因故未能如期至京。旋戊戌政變發生，譚嗣同等六君子罹難，熊希齡亦被指為康、梁同黨，受到革職處分，被迫隱身於衡陽、沅州。他悲觀失望，閉門讀書，歷時近四年之久。

1903年秋，熊希齡受到湖南巡撫趙爾巽的賞識，被委為常德西路師範學堂監督，並參與趙爾巽諸種新政的議事，如廢除書院制、開辦各級學堂、選派留日學生、創辦省礦務總公司，以及裁撤綠營、編練新軍等。為此又遭到湖南守舊派的攻訐，學務和新政又辦不下去，於是乃轉向辦理實業。

1904年秋，熊希齡前往日本考察工藝；回國後向新任湖南巡撫端方上呈振興湖南實業計劃和設想，以及興辦實業學堂，受到端方的讚許。為了興辦實業，首先在沅州開辦了民立務實學堂，開設養蠶課，辦理營造、養蠶、繅絲等工廠，將學工結合，後改名務實蠶業學校。與此同時，還創辦了醴陵瓷業學堂，開辦瓷業公司，用以改革和創新醴陵的瓷業，頗有成效；又與楊度等合辦華昌煉礦公司；曾計劃辦硫磺公司未成。因此熊希齡成為湖南近代創辦實業先驅人物之一。

1905年5月，趙爾巽任盛京將軍，奏請朝廷免去對熊希齡的「永不敘用」的處分照准。7月，清政府派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經端方舉薦為奏調隨員，任二等參贊官，熊希齡於是重新走上政壇。12月，他隨欽差大臣戶部侍郎戴鴻慈、湖南巡撫端方出國，到了德國，因臨時有事並於次年5月先行回國，以便完成一部憲政的書和撰寫考察後的條陳與奏摺。熊希齡一面組織人才搜集外國憲政方面的資料編書，一面找了楊度和梁啟超寫奏議。待五大臣回國後，《歐美政治要義》一書和立憲奏議兩大任務早已完成，為此受到朝廷以道員銜分省補用、記名四川道的獎勵。由此梁啟超等立憲黨人和清朝大臣們的關係也得以疏通。當梁啟超等於1907年10月組建政聞社時，他化名文福興與梁暗中書信往來，參與籌劃和決策，並聯絡鼓勵袁世凱、端方、趙爾巽等大吏為立憲黨捐款。在清政府籌備立憲活動中，熊關心憲法的編纂，對憲法大綱提出八項意見；同時還提出辦理外交宜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的辦法和措施。

1906年9月，熊希齡被趙爾巽委為奉天農工商局總辦，因辦理新政有功又任農工商部商務議員。次年4月，他被派赴日本考察工商和教育。在趙爾巽離開奉天後，他改任江蘇工商局總辦兼蘇屬諮議局籌辦處會辦。此外還兼兩江督署總文案兼寧屬諮議局籌辦處會辦，以及南洋印刷官廠監督等職；又與人籌辦寶應長湖墾殖股份有限公司，兼顧湖南醴陵瓷業。1909年7月，熊希齡被清政府賞給四品卿銜，派往奉天任東三省清理財政監理官，被推為本國農務聯合會主席，之後又相繼兼奉天鹽運使、東三省屯墾局會辦、奉天造幣廠總辦等，經過多年歷練，被稱為理財能手。

1911年10月武昌首義爆發後，熊希齡和張謇等立憲黨人取一致態度，聯名通電贊成共和。12月至上海會見黃興、宋教仁等革命黨人，表示維護共和大局，並組織湖南共和協會，任會長。翌年1月，章太炎等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熊被選為參議員、理事。之後改組成統一黨仍為理事，共和黨組成時亦為理事。當唐紹儀內閣組建時，他被多次邀請出任財政總長未應，後無法推辭始於4月任財政總長。上任後，他計劃節減軍費，速立國家銀行，預籌幣制辦法，改良稅則，籌劃鹽煙專賣，劃分稅目，速定會計法規，整頓公債等，以整頓財政。但實際工作卻是要他立即籌款，負責與六國銀行團商談善後大借款。5月議定了第一批借款，因借款書上有銀行團派一人為核算員的「監督條件」，立即遭到各方指責，他曾一度提請辭職未准。之後又繼續與銀行團商議借款，以條件太苛而停議，仍遭各方反對，乃於7月辭職。袁世凱仍要他幫助解決財政問題，委他為財政委員會會長。1913年，熊希齡改任熱河都統，負責籌建熱河省，以及修築鐵路、整修避暑山莊等事宜。其間曾發生行宮盜寶案，他受到懷疑。7月，他以都統名義通電支持袁世凱反對國民黨。

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後，為了獲得在國會內有勢力的進步黨的支持，以便順利攫取正式大總統職位，1913年7月選擇了熊希齡為國務總理。熊於8月任職，國務院內閣名單到9月才經國會通過，由熊自兼財政總長，以梁啟超任司法總長，張謇任工商總長，汪大燮任教育總長，其餘五個總長均係北洋派，成為北洋派與進步黨的聯合內閣。由於熊、梁、汪等是社會名流，張謇是實業家兼教育家，於是被稱為「第一流人才內閣」。

熊希齡任職後，表示要使「中華民國成為法制國」，實行內閣制。並發表《政府大政方針宣言》，表示要整頓「內政」、財政，改革弊政，實行司法獨立，提倡教育，進行經濟建設，「謀自立以漸進於富強」。從主觀上講，不失為一個建設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綱領，但和袁世凱的封建獨裁專制卻大相徑庭，失敗也就是必然的了。

1913年10月，袁世凱利用國會選舉正式當上了大總統，便以「增修約法」為藉口，相繼解散了國會和國民黨，憲法起草委員會也自行解體，進而組織政治會議為御用工具，進步黨亦被袁拋棄。在此環境之下，熊希齡不僅無法施行其政綱，反而只能聽命於袁，恭順地副署解散國會和國民黨的命令。此後熊內閣便被袁視為障碍，袁還暗中策劃各省都督攻擊，利用熱河行宮盜寶案涉嫌事，通過輿論製造非議，熊希齡陷於困境，十分悲觀失望。1914年2月，梁啟超、汪大燮聯袂去職，他也只好先後辭去財政總長和國務總理之職。

熊希齡辭職後被袁世凱委為全國煤油礦督辦，他仍然熱心地擬訂勘查開採條例，聘請外國技師探測和開發，向袁上呈籌辦煤油礦的辦法和意見，還打算出國考察，想轉而盡心於實業。但由於資金和人才的缺乏，辦理經年毫無成效，其抱負照樣落空。

1915年8月，熊希齡回到湖南，想為地方辦點公益事業，撰寫《疏浚洞庭湖芻議》，考慮如何根治洞庭湖的水患。11月袁世凱電促其回京，他復電續假一個月。12月，袁施展手段，推熊的夫人朱其慧為宮中女官長，迫他返回北京支持帝制。1916年1月，熊希齡被迫回到北京，袁世凱當上皇帝，授他為中卿加上卿銜。在無可奈何之下，熊只好暫與周旋。時蔡鍔、梁啟超在雲南發動護國討袁，貴州護國軍攻入湘西。熊希齡藉老母在家鄉遭到戰火又向袁請假，袁世凱此時想借重他南下，企圖通過他向蔡鍔、梁啟超疏通商討調和之策，於是准其隻身回鄉。熊希齡回到常德，致函袁世凱說明疏通無望。3月，袁又任命他為湘西宣慰使，讓其聯絡湘西地方當道對袁軍放行。熊藉宣慰之名策動乾州、鳳凰等縣獨立，並約定交戰雙方商訂停戰和約，還辦理各項救災恤民事宜。4月，熊希齡電請南北雙方訂立停戰條例，並再向袁呈請辭職，5月還勸袁「速定退位之計」。6月袁世凱因眾叛親離氣絕身亡，他才返回北京，請求恢復民元約法。翌年2月，熊先後任平政院院長、政務評議會評議員。之後，他萌生退意，「決志隱退」，住在天津英租界奉母頤養。

決心退出政壇後的熊希齡，仍然憂心國事，眷念桑梓和民生，把他的後半生獻給慈善教育事業。1917年秋他任京畿水災河工善後事宜處督辦，盡力辦理賑務和河工；在北京創設慈幼局二所，收容無家可歸的老幼。翌年10月在北京香山創辦香山慈幼院，自任院長。與此同時，還創設湖南義賑會、臨時婦孺救濟會、嬰兒教保院、北洋平民工讀學校、長沙平民大學、兌澤學校等等。當時北洋軍閥混戰開始，他曾任平和期成會會長，調和南北相持的政局；與張謇等組織北京國民外交協會，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廢除臨時裁判權；斡旋南北和議。

熊希齡在慈善教育事業方面的成績卓越，社會地位顯著，曾任北京老弱臨時救濟會名譽理事長、順直水利委員會委員長、北五省協濟會副會長、中華慈善團體全國聯合會臨時正主任、天津紅十字會名譽會董、北平紅十字會會長；又任中華教育改進社董事長、中美協進社社長、協約國國民協會會長、教育基金委員會委員、全國賑務委員會委員等近二十個職務。所辦慈善教育事業最馳名的是北京香山慈幼院。

北京香山慈幼院，不單是個慈善機構，而且是個教育機構。熊希齡主張教育貧富均平，尤注重幼兒教育，把慈善事業和教育結合，使家庭、社會、學校結成一體，同時還將普通教育和實業教育結合起來。設有幼稚園、小學、男中學、女師範、中等職業班，以及圖書館、理化館、美術館，還有鞋廠、銅廠、石工廠、化工廠、印刷廠、商店、農業試驗場等各種工場，實行學與工結合；在教育內容上，除知識教育外，還注重人格和愛國主義教育，社會生活能力的培養，有學生一千六百餘人。熊希齡是民國著名的社會慈善事業教育家，更被世人送上「菩薩」封號。

熊希齡一生愛國愛鄉始終如一，在其晚年，愛國熱忱更值得稱道。1925年五卅慘案中，他在北京發起組織「滬案失業同胞救恤會」，並參加集會遊行追悼死難同胞。翌年12月與孫寶琦等聯名通電，呼籲召開國民會議「共定國是」。「九一八」事變後，他動員香山慈幼院的學生組織義勇軍抗日；同時與朱慶瀾等組織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上海湖南人國難救濟會；並呼籲張學良、馮玉祥等將領堅持抗日，積極為抗日救亡而奔走，被聘為國民救國會指導委員。上海「一二八」抗戰時，他致電蔣光鼐、蔡廷鍇等支持抗日；在上海組織「衛國陣亡將士遺族撫恤會」，進行善後事宜；在香山慈幼院進行抗日救亡總動員，組織抗日義勇隊，並赴南京敦促國民黨要人抗日；還將自己的全部家產捐給社會慈善事業，次第在平、津、湘三地舉辦十二項慈善事業。熱河長城抗戰時，熊希齡親臨前線視察，組織救護隊救死扶傷。

1937年2月，熊希齡以世界紅十字會中國分會會長身份前往爪哇出席國際禁販婦孺會議，會後至青島籌辦嬰兒園，並往來於京滬間著手推廣其慈善事業計劃。上海「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後，他主張長期抗戰，在上海與紅十字會共同設臨時醫院四處，難民收容所八所，還設街童教育社救濟兒童，積極救死扶傷。上海淪陷後，他轉至香港。

1937年12月25日，一生愛國利民的著名愛國慈善事業教育家熊希齡，患腦溢血病逝於香港。（註2）

四、時勢造英雄─後半生投身慈善教育事業

1.河北、北京、天津救災

熊希齡自從1916年6月退出政壇之後，曾經試圖以「隱居」的方式來逃避現實。可是他「凡心」未了。不但不能從現實中逃離出去，反而仍不時為現實所召喚，仍然做了一些本不想做但又不得不做的事情。

正當他消極苦悶達於極點的時候，一個偶然的契機將他解脫出來。他終於找到一條通往新生活的道路。

這是在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內天雨連綿，山洪暴漲。永定、大清、子牙、南運、北運五條大河同時決堤漫溢，決口數百餘道，洪水滔滔，泛濫各地，京畿一帶頃成澤國。據載：「北自張家口，西至西陵房山以西，東至山海關，南抵黃河」，大約一萬平方公里之廣，「蓋無有不被災之事」。被災縣達一○三個，村莊一萬九千餘，田畝二十五萬餘頃被淹，災民逾六百萬人。如此浩劫，為北方「五十年來所未有」。

大災發生時，熊希齡正「隱居」天津，津埠亦在巨浸之中。他的寓所小孟莊10號自然是被河水吞沒了。他稱自己為「雙料難民」，因為家鄉沅州（芷江）其時也遭兵燹，想「隱居」已是「無家可歸」，不得已仍遷回北京。

發生這樣大的洪澇災害，熊希齡當然不能置之不顧。因為自己本身也是「災民」之一！1917年9月25日，也就是「水決天津、淹灌全埠」的那一天，他目睹「難民露宿，呼號求援」的慘狀，良心不安。當即奔赴北京，向中國銀行公會求助。得捐款萬餘元，交由京師警察廳購備糧食，運津賑濟。嗣又往告政府，極力主張籌款，賑濟整個災區的飢民。他的建議經由財政總長梁啟超與外交總長汪大燮提交國務會議討論，結果閣員們一致認為：「除非有熊希齡出來主賑，方可定議。」

熊希齡原只想出面向政府提出賑災的建議，並沒想要由自己主賑。如今政府竟然執意要他出來，這無疑是逼著他脫離「隱居」，再重新回到政府部門來任職。要他改變自己的初衷，當然是件難為的事情。同時像如此重大的賑災重任，要他出來主持，也實在說不上能有多大的把握。

當然，使得熊希齡最終能夠「勉為其難」來接受這項重任，原因是很多的。概言之，有出於對於災民的一片同情之心，有「悉秉母訓」，繼承中國傳統的美德，以救人濟世為己任。但是，也還有這樣的一層因素存在，那就是：他是把這次救災當作是為自己過去的政治過失和罪惡進行「贖罪」來對待的。自退出政界後，熊希齡就把政治看作是罪惡的。回首往事，經常陷入悔恨交加之境而不能自拔。他認為自己為官十餘年，很少去重視和關心下層人民的疾苦，以致於發生像京畿這樣的大水災，這難道不是一種政治過失和罪惡嗎？因此他決心以「贖罪」來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1917年9月29日，大總統馮國璋頒發特派熊希齡督辦京畿一帶水災河工善後事宜的命令，次日，馮國璋又命財政部撥款30萬元交熊希齡趕辦急賑。10月2日，熊希齡從天津查勘災情回京。10月4日，他便就職任事了。

熊希齡就職後，先建立治水救災的辦事機構：在北京石駙馬大街本宅設立督辦處；在天津河北造幣廠內設立分處。選擇任事各員，分擔職守。次第制訂各項辦事規程和章則。定其救災方針和步驟為：第一，要求政府撥給巨款，以便賑務之進行；第二，委託地方士紳及教會辦理賑濟，以杜官吏之侵蝕；第三，聯合中外慈善團體共同支配，以免偏遠之向隅；第四，堵築決口，籌定春工，以防水患之漫溢。宗旨既定，賑務、河工次第進行。

賑務方面是賑濟災民，主要分為急賑、冬賑、春賑、雜賑四項。然所有各賑，都必須先有巨款。這本來應該由政府提撥。可是北京政府財源枯竭，軍閥視民生如草芥，第一次撥款僅只有30萬元，後來靠舉借外債以充官款。而災民面臨的困難很多，首以賑糧為最，而且轉瞬嚴寒將至，賑煤、賑衣尤關重要。僅以賑衣一項計，就非得有數百萬元不能解決。熊希齡決定在官方撥款之外，廣集民間社會資力，以補官款之不足。1917年10月8日，他向全國各省發出請賑通電。謂災情慘重，中央僅只撥急賑款項30萬，「杯水車薪，難期遍及」，而災黎達數百萬，「顛沛流離，雖幸逃魚腹之凶，仍難免鴻溶之苦」。他希望全國各地諸君子，「胞與為懷，本其己飢己溺之心，為披髮纓冠之救」，「慨予捐輸，並廣為勸募，庶幾眾擎易舉，集腋成裘，則溝洫遺黎，咸拜生死骨肉之賜也」。賑電發出，熊希齡自己以身作則，先捐現洋500元，又「就家中所有新舊布衣，由內人暨小女等督率婢僕，親自縫紉，即可得棉衣一百套，捐給難民」。在他的呼籲帶動下，各方響應。團體、個人捐衣、捐洋者源源不斷。並外國慈善團體亦有捐助。綜計捐數，得棉衣褲148601件；被單夾衣褲82400件（約值20餘萬元）；得捐款現洋92萬9千9百餘元，另有中鈔與公債等30餘萬元。此外還有開灤與井陘兩公司捐助賑煤3400噸，政府撥款的不足，居然由此獲得了巨大的彌補。

為了統一放賑和解決放賑中的種種實際問題，1917年10月15日，熊希齡約集捐助災區的中外各慈善團體和機關，派出代表到督辦處開會，討論合力辦賑的辦法。到會者有天津水災義賑會、天津警察廳、順直助賑局、天津助賑局、北京警察廳、美國紅十字會、中國紅十字會、上海紅十字會、中國青年會、北京青年會、天津青年會、中華聖公會、中國濟生會、順直省議會各代表。

2.籌賑湖南

湖南是熊希齡的家鄉，對於家鄉的災難熊希齡是更為關注的。茲將湖南遭受的兵災與水、旱各災及熊希齡設法施救諸情形分述如下：

(一)兵災的救治。湖南自「二次革命」以來，迭遭兵禍。蓋因其地當衝要，一直成為南北軍閥角逐的戰場。北洋軍閥為了控制湖南，先後派湯薌銘、傅良佐、張敬堯督湘。這些軍閥名為督湘，實則禍湘。湘省遍遭蹂躪，人們深罹其害。1916年護國之役發生，湘西首遭刀兵之禍。其受害之酷，為百年來所未見。熊希齡當時這樣寫道：「緣以戰爭既開，各地土匪乘時蜂起，焚掠慘殺，村舍為墟。沅河流域三十餘縣地方，無不深遭慘毒。老弱流離，死亡載道。婦孺匿藏山谷，不避風雨，沿河尸骸流及千里」。如辰溪一路，「民屋均作兵舍，門窗木料概折為薪，各鄉土匪燒殺橫行，株木沖、李家鋪等十餘村莊全為焦土。人民四散逃奔，兩游死尸流積，穢惡薰蒸，已成瘟疫」。株陽一路，縣城及高村、同口三處，南、北軍進退各四五次，「蹂躪已成荒墟，城民只餘八人，四鄉土匪如毛，山谷死尸均滿，其逃至鳳凰行乞者，半多田舍富翁」。又如芷江縣城兩次被圍，「炮火之餘，雞犬無多」；仇殺焚掠，隨時可見。「有姚祖紳一家，斃命七十餘口」。婦女被擄去者多無下落。其永順、大庸等處，由於幾被圍困，「城外房屋，焚者千餘；倉儲穀米，皆付一炬」。種種情狀，慘不忍言。

1916年3月，熊希齡回湘迎母，就是在如上這種悲慘情景的刺激下，從而擔任湘西宣慰使，救濟家鄉災民的責任。那是他救濟家鄉人民的開始。然而從那以後，家鄉湖南便災情不斷，他幾乎每年都得為湘賑而勞苦奔波。

3.北京香山建院

熊希齡辦慈善教育稍晚於慈善救濟，但收養災孩卻是與慈善救濟同時起步的，都是從1917年的北京、天津救災開始。其最初表現是北京慈幼局的設立。

在辦理北京、天津災賑的過程中，熊希齡了解到各地的災民，因為缺衣乏食的緣故，很有些把自己的兒女棄置路旁或標價出賣的；還有些父母帶著兒女投河自盡或全家自殺的，情狀極為可憐。他說：「可憐這些孩子，他生下地來並無罪惡，為何遭此慘累呢？」目睹這種情況，他於心不忍，於是在就任水災河工督辦的第七天（即1917年10月11日），便向被災各縣發去急電，請他們出示嚴禁出賣幼孩。謂「本處正在籌畫收養老幼辦法，在此項辦法未規定以前」，仰各縣先行「墊款就地收養」，「或委託各教會代為收養」。俟督辦處派各路查賑委員到各地查復之後，即「撥款歸還」。急電發出後，熊希齡趕緊採取措施。在10月15日召開的京畿水災籌賑聯合會的成立大會上，他提出了收養災孩的具體議案。會後又經與聯合會同仁討論磋商，決定仍由受災各縣自行收養，由督辦處商同聯合會撥款接濟。11月8日，他正式向被災各縣頒發了收養災孩的布告。

然而，各災區自9月份被災以來，許多災民早已攜帶兒女逃離故土。顯然，單純由各災區自行收養災孩並不能全部解決問題。至於那些離開故土四出逃亡的災民，許多都逃至北京，「就食京戴者日眾」。自然也帶來了許多幼弱的兒童。這使熊希齡感到，很有必要在北京也設立相應的兒童收養機構，「俾被災之戶有所依投」。於是，就在向被災各縣頒發布告的當天，他又與同仁商定，決定在北京設立一所慈幼局。制定了收養簡章15條，規定該局作為臨時機構暫行設立，限期5個月，俟水患平後，仍由各家屬「隨時承領」回籍。11月16日，熊希齡以督辦處名義，聘請英斂之（天主教徒）擔任慈幼局長，負責收養災孩的各項具體工作。有關慈幼局的開辦費與經常費用，由熊希齡商同京畿水災籌賑聯合會（熊任該會會長），從民捐的存款項下提撥。11月20日，北京慈幼局在西安門內府右街培根女學校舊址正式開辦。兩個月後，慈幼局分設男、女兩所，以培根女校舊址為一所，專收女孩；另在北京二龍坑鄭王府花園新闢一所，專收男孩。

兩所慈幼局設立後，災童源源不斷地送到，很快就收養了一千餘人。慈幼局原本只規定開辦5個月，然後「將男女嬰孩分別招領或遣送」。可是到了1918年4月水患已平，慈幼局準備結束解散時，各家屬陸續領回的災孩只有八百餘人，最後還剩下二百餘人無人認領。這些無人認領的孩子怎麼辦呢？熊希齡當時商請北京的各慈善機關接收教養，可是「均以房屋不敷，難為收錄」。而原來租用的兩所辦慈幼局的房舍，也不能長期租用下去。如此一來，熊希齡就不得不考慮另行建立一個永久性的機構，用以收養這些無家可歸的災孩了。

要設立永久性的兒童教養機構，就必須自己蓋房子。可是蓋房，在北京城內卻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地方。於是熊希齡想到了距京30里的北京西郊──香山靜宜園。

香山靜宜園原是前清的行宮，1911年清帝宣統遜位後，這裡仍由前清皇室經管使用。熊希齡之所以想到要在這裡建房子，不僅因為這裡有著大量的空地，足夠建築之用；而且因為這裡還多少與他有點關係。一是在1913年他任熱河都統的時候，為了保存這裡的古蹟和使香山附近的貧苦子弟享受教育，曾經提撥了一些公款，又出面募了點捐款，把靜宜園的破舊房屋進行了一番修理，而成為後來的北京香山慈幼院。

五、結論

獻身慈善教育是熊希齡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也是時勢造英雄所致，熊希齡創辦香山慈幼院開我國慈善教育之先河。香山慈幼院規模宏大、設施完善、教育先進、師資精幹，在當年獨一無二，於今也堪稱一流。香山慈幼院從嬰兒、幼兒、小學、中學、師範、職業專科到校辦工廠，形成一系列完整的教育體系，為我國教育領域所獨有。香山慈幼院實行德、智、體、群全面教育方針，尤重德育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推行學校、家庭、社會三合一的教育體系，設立小家庭，使孤兒享受到母愛和家庭的溫暖。「小家庭」模式建於1934年，比1949年奧地利的世界第一所國際SOS兒童村都早了15年。熊希齡從國情出發，從實際需要出發，為了培養中國短缺的師資，考慮到孤貧兒童未來的出路，重視興辦師範教育和職業教育，實行教育和勞動相結合，使學生走出校門後能夠自立於社會。

在七八十年前的民國初年時期，熊希齡的教育思想、辦學方針是先進的、超前的。香山慈幼院是當時新式教育的試驗園地，是孤貧兒童的樂園，是培養自食其力人才的基地。她曾譽滿全國，揚名海外。香山慈幼院的辦學經驗，今天仍有學習、參考和借鑒的意義。熊希齡殫精竭慮，鞠躬盡瘁地興辦慈善教育，在舊社會只是一種個人義舉，面對千百萬嗷嗷待哺的兒童，他所救助的孩子畢竟為數有限。只有在實行社會主義的現代國家，慈善教育事業才為國家所重視，扶危濟困、救助失學兒童已成為現代政府施政重點工作。（註3）

註解：

註１：龍儒文著，《晚年熊希齡》，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11月1版，pp.1-10。

註2：熊尚厚撰，《熊希齡》，李新主編《中華民國史》人物傳第七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1版，pp.4189-95。

註3：周秋光著，《熊希齡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1月1版，pp.1-150。

（作者為湖南寧鄉縣人，台灣大學退休，現任湖湘文化協會理事兼編輯委員）

熊希龄(1870年7月23日-1937年12月25日)，字秉三，别号明志阁主人、双清居士。湖南湘西凤凰人，祖籍江西丰城石滩。民国时期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实业家和慈善家。曾任北洋政府第四任国务总理。